中国的管理学思想源远流长。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先秦诸子的学说着眼于解决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呈现出了“国家管理学”百家争鸣的局面,《孙子兵法》因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的战略管理学著作。20世纪初,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逐步兴起并迅速发展,我国开始向西方学习管理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方面学习和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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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学知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探索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模式。但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工业化进程为背景的。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无论是管理创新实践,还是以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活动规律为己任的管理学术研究,以及以培养管理人才为目标的管理学教育,都取得了很大发展。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管理学呈现出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从无到有逐步建立,我国管理学整体处在“探索奠基”阶段
20世纪50年代,我国企业管理主要以学习借鉴前苏联模式为主,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引进了苏联的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模式和“马钢宪法”,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制等方面奠定了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础。解放初期,我国企业十分注重总结工人日常生产工作经验和班组管理实践,总结推广了马恒昌小组(1949年)、郝建秀工作法(1951年)等若干先进生产管理经验。这一时期,我国理论工作者对管理学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方面推进了运筹学的研究与实践运用。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小组,许国志、刘源张编著了中国最早的《运筹学》,华罗庚编著了《统筹法》,向全国推广数量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经济效益。二是在企业经济学方面,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孙冶方、顾准、卓炯等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少数理论先驱,他们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企业内部进行经济核算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为克服照抄照搬前苏联管理方法的缺点,针对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我国开始探索与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鞍钢宪法”及《工业七十条》就是有代表性的体现。1961年由马洪主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同志编写了60万字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由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内部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奠基之作。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也编写了许多企业管理教材。这表明,经过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学科开始形成。另外,在此时期,大庆创造了“三老四严”经验,具有很大影响,体现了科学管理和精细管理的要求。
“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管理处于严重混乱状态,管理的重要性被否定,财经院校的管理学高等教育被迫取消。“文革”结束后两年里,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很严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仍处于停滞阶段。进入1978年,各项工作逐步恢复,企业管理和管理学的发展也逐步得到重视。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审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破除了坚冰,该纲要将“技术经济和生产管理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为第107项,新中国第一次在操作层面正式提出要推进管理学研究工作。
从1979到1992年,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型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经营型,学习国外管理学知识的重点从前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管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我国管理学进入全面“恢复转型”阶段
这一阶段管理学的发展始于对国外管理学知识的引进吸收。机械工业部1978年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将全面质量管理(TQM)从美国、日本引入中国;1979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培训中国企业管理人才的中美合作协定书,“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个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办学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实践和研究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包括37本管理学名著,成为最早系统介绍国外管理思潮的系列著作,影响了一大批管理学者;1983年,袁宝华提出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16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
这个时期一批管理学研究机构、期刊陆续涌现,一些重要文献对管理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78年11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1979年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成立;1980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中国数学会运筹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相继成立;1981年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成立(现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1979年1月由中国社科院主管的我国第一本管理学学术刊物《经济管理》创刊;1979年蒋一苇《企业本位论》发表,为面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学奠定了基础;198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的《管理世界》创刊。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管理学教育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管理学教育从“恢复元气”走向“生机勃勃”。1979年3月,国家经委举办企业管理培训干部研究班,这是新中国企业管理培训史上首次以国家层次命名的企业管理培训班,标志着企业管理培训的开始;1979年开始,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恢复管理学教育,开始了管理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民大学陆续出版了《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系列教材,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学;1984年4月以后,教育部陆续批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成立或恢复(经济)管理学院;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并设置管理科学组;1990年,MBA教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国九所大学开始试办MBA;1992年11月,中国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管理学被列为一级学科。
与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发展相适应,这个时期企业也在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实践,尤其是应用现代化管理方法。1984年初,国家经委推广18种在实践中应用效果较好、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又称为现代化管理“18法”,并确定了20家企业为全国第一批管理现代化试点企业,这对提高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这也开启了中国管理学“完善提高”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呼唤管理学对改善生产经营、提升竞争力提供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要求管理学积极总结改革经验教训、探讨改革难题、研究改革方向;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做出相应调整,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公共管理学的深入探索;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发展浪潮,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能够接触到更多国外先进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研究前沿,提升了中国管理学的水平,也推动其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为管理学教育的发展、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知识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体上这是一个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阶段。
在管理学学科建设方面,1997年管理学科被升格为一个大的门类;1999年,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被批准设立;2000年9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由32位首批院士组成的工程管理学部,诞生了我国首批工程管理院士;2002年8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30所高等院校开展EMBA教育;200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新学位——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MPM)设立。
在管理学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开始追踪国外管理学研究前沿,国际管理学权威期刊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熟悉,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追踪最新研究动态的时滞性问题在技术上得以解决;大批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前往国外著名大学交流、深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一些国内组织开始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性得以增强,实证研究方法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顶级学术期刊。
这一时期的中国管理学发展仍表现了中国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管理学研究上不断创新,注重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问题,还表现在管理实践创新方面,我国企业结合自己的情况,已创新了很多好的管理实践经验。自1990年开始的第一届,到2008年的第十五届,我国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项目总数达到1200多项,其中海尔集团公司的《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邯郸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为核心的集约经营》等创新成果都有很大的影响。
新中国60年来,管理学经过“探索奠基”、“恢复转型”、“完善提高”三个阶段,不断发展壮大和成熟,但要认识到,我国的管理学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自主创新、全面发展
新中国走过了60年的辉煌之路,中国管理学也在此过程中逐步成熟、壮大。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成就的确值得骄傲,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管理学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管理学基础发展不牢固,学科积累不充分、体系不完善,管理学教育质量还有待提高,管理研究方法规范性和学术水平还存在差距,尤其是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管理理论,对丰富、活跃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还缺乏理论归纳和指导。尤其重要的是,我国管理学还没有独立提出来自于中国管理实践,但又能有国际影响、被国际管理学界所接受、对指导管理实践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管理理论。
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大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是以自己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为基础的。日本在二战以后推进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在20世纪70、80年代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管理方式的形成以及一系列管理研究成果被世界管理学界认可,正是以战后日本快速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为背景的。
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从国际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验背后的管理内涵,是未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中国管理学经过“探索奠基”、“恢复转型”、“完善提高”三个阶段,未来要进入一个“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形成中国管理学科学的管理理论模式和完善的学科体系。
未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应正确处理好管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与创新性、管理学科发展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管理研究问题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这四方面关系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正确处理管理研究的规范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推进自主创新思维与科学研究规范相结合。我国管理学研究必须强调科学研究规范,突出科学方法特色,这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管理学走向国际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仅追求科学的形式、用大量的数学语言和实证研究的形式“包装”没有新意的研究观点,创新性才是管理研究的最核心要求。当前,中国管理学论文的整体质量还不高,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方面,管理理论的框架停留在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层面上,缺乏规范性的特性;另一方面,许多实证性研究全然不考虑特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一味照搬西方管理学的形式和方法,研究成果不具有实践意义。在中国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既要立足区域特征和制度特点,也要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使中国管理学研究既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又具有强有力的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在学科发展上要正确处理管理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形成既符合科学逻辑、又注重实践应用的完善的学科体系。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不仅要求管理学科发展按照科学的逻辑积累管理学知识,同时也要求管理学学科体系有利于管理知识指导实践、有利于转化为现实的管理生产力。因此,我国建立自己的管理学科体系时,不仅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科学方法和系统的知识体系,而且还要有利于管理知识的传授和交流,有利于应用指导管理实践。其中,管理学的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十分重要。
第三,在研究选题上,要正确处理国际化管理问题与本土化管理问题的关系,重点关注既具有我国现实意义又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性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国管理学研究要关注国际学术前沿,追随国外管理研究潮流和国际研究热点;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还要更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关注我国本土化的重大管理问题的研究,分析我国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规律,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创新进行科学总结,积极探索,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和学科体系。
第四,在研究内容上,要正确处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注重从管理实践中归纳管理理论、同时致力于应用管理科学理论指导管理实践。管理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管理学研究必须注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进行管理研究,一方面要注重系统研究我国管理实践,提炼出相应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要注重研究管理理论如何应用于管理实践。中国企业已创造了大量的管理经验,进行了大量的管理创新实践,这对于提升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科学化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些管理经验和管理创新实践还有待理论提升,我国还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这需要管理理论界与管理实践者密切配合。当前,我国管理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还缺少一个密切合作的有效平台,高校和研究机构与企业界合作的途径还较少,而且缺少制度化。另外,被认为以推进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结合为职业的本土管理咨询业的发展还相对滞后。(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经济学60年的主线演变和发展阶段
新中国60年是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60年,也是中国经济学蓬勃发展的60年。回顾6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概括中国经济学60年发展的主线及探索主线演变的轨迹,梳理60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对于总结60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经验,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学60年主线的演变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在其逻辑体系中又都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学科主线是贯穿一个学科始终,并把学科的概念、范畴串起来的红线,也是本学科理论体系围绕的核心。我认为,新中国经济学60年就是围绕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及完善这条主线来展开的。具体说,就是经济学界围绕两种体制的建立及其过渡进行研究,即围绕由计划经济主线(体制)向市场经济主线(体制)的演变进行研究的。计划经济主线向市场经济主线演变主要集中在经济形式(体制)、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调节方式(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等四个方面。
从主线的演变看,中国经济学界先是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调整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后是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主线进行研究,最后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一主线进行研究。
前29年经济学的发展是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调整这一主线展开的。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理论界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全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理论指导。围绕这一主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形式(体制)方面,研究如何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转变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学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化三改”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促进了新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化、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化,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第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经济学界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及其理论为指导,探讨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关系以及由多种经济形式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并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研究主要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研究目标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如何看待按劳分配的性质、按劳分配的实现等问题。
第四,在经济调节方式方面,主要研究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运行机制。其中,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形成的主要观点是政府计划控制一切,排斥市场调节;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国营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属于国家,企业服从国家的计划调节。
1978年-1992年是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也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主线进行研究,主要讨论计划经济弊端及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及运行规律。围绕该主线,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经济形式(体制)方面,揭示了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即“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第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围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研究了所有制改革的标准、公有制实现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问题。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围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的特征、实现形式等问题。
第四,在经济调节问题上,探索由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的过渡方式。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了市场调节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进一步探讨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具体方式,提出了要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打破行政框框的束缚,把高度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改为以国家为主的国家、经济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相结合的决策体系。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提出了国家对企业的调节要由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调控,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三位一体的调节方式。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至此,中国进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界围绕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线研究了以下问题:
第一,在经济形式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调节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
第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主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提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保持公有制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完善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兼容,探讨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研究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主要研究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内涵、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关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等。
第四,在经济调节方面,主要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对宏观调控的方式、政策等进行了研究。专家学者全面研究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基本原则是完善市场,而不能扭曲或削弱市场,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总体来看,新中国60年经济学主线的演变,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主线的演变。计划经济体制主线向市场经济体制主线的演变是围绕经济形式(体制)、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调节方式等四个方面不断变化的过程。
中国经济学60年发展的阶段
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是一脉相承的,新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围绕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前29年(1949年-1977年)中国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调整为主线;二是改革开放31年(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为主线。
前29年中国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调整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1、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物质条件阶段的经济学研究(1949年-1952年)。这一时期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围绕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业等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物质条件的主线进行研究;围绕当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经济问题,研究了财政政策、就业、金融体系建设、城乡关系问题、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等问题,形成了一批成果。例如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围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有深远意义的观点和理论。同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薛暮桥、杨波、王学文、陶大墉、千家驹、许涤新、孙晓村、吴江等,对当时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形成一批重大成果。
2、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制度条件的经济学研究(“一化三改”理论,1953年-1957年)。这一时期,在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学围绕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计划经济的建立提供制度条件的主线进行研究。突出的成果是毛泽东主席基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形成了“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理论。“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这也是主体,即“一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是“两翼”,农业为一翼,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一翼。这一理论的提出,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不同思想、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争论此起彼伏,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景象。
3、计划经济体制实施阶段(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与调整)的理论(1958年-1977年)。从1958年开始,我们在经济上步入了计划经济阶段,逐步建立了“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结构和国家计划统一调控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几乎完全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内,研究如何完善计划经济,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一时期也提出了一些科学理论,甚至对计划经济的弊端也有认识,但总体上出现了许多失误。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伴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经济理论研究受到了极大影响,活跃局面逐渐消失,学术研究的政治色彩不断加强,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
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经济走过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经济学也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及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线进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以下阶段:
1、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阶段的理论(1978年-1984年)。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理论界将其称作市场取向改革。在这一阶段经济学界主要围绕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进市场调节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经济学界在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等方面基本统一了认识。在如何在计划经济内部引进市场机制的研究方面,经济学界结合农村改革实践研究了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变,从理论上论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合国企改革提出了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等改革思路。
2、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阶段的理论(1985年-1991年)。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体制转型主线形成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了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理论;在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路和国有企业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理论;在流通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有计划的商品流通体制理论;在价格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它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理论;在分配体制改革理论方面,提出了“合同工资”、“效益工资”等一系列新观点,开创了分配形式多样化的局面,如结构工资制、岗位工资制、浮动工资制等;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提出由单一到多元投资体制的改革理论,主要表现为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建设市场化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各地包干、“分灶吃饭”,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权限的理论;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由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系统转变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扩大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的渐进式开放理论。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理论(1992年-2002年)。这一时期,在理论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至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中摆脱出来,市场经济开始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微观体制改革,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先后提出了“抓大放小”、“资产重组”、“下岗分流”、“再就业工程”、“三改一加强”、“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以及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机制等观点;在中观体制改革方面,经济学界系统地对财政、税收、外汇、金融、投资、外贸以及流通体制等综合配套体系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提出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政体制理论、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理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理论等;在宏观体制改革方面,经济学界研究所有制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市场流通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宏观体制改革问题。
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理论(2003年-)。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研究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部署。同时围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了“五个统筹”、“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大大促进了改革实践的进行。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这一主线,对以下问题展开积极研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等等。
新中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经验评析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60年的岁月。这是不平凡的60年,既经历了前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经历了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间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否定,成功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发展成就与经验评析
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前3 0年和后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应当肯定,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尽管改革开放前在理论和实践中犯过“左”的错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造成了损失,但不容否定这一时期各方面的巨大成就: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永远结束了近代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穷苦农民翻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工人与贫苦农民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空前提高,焕发出生产劳动的巨大积极性与创造性,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在前30年中,我国的经济和各方面的事业获得旧中国无法比拟的快速发展。1949年,我国的钢产量不过15.8万吨,生铁25万吨,原油12万吨,水泥66万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仅占12.6%,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大部分比重。我们造不出一辆汽车、拖拉机,更造不出一辆坦克和飞机。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在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的国际环境下,主要靠自力更生和部分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获得了发展与改善,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发展农业机械,增加农村用电和化肥农药,改进耕作制度与方法,使农业生产获得了显著发展。从粮棉产量来看,1978年比1949年分别增长1.7倍和3.9倍。我国的工业获得更快的发展,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拖拉机工业等。其它工业如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的产量大幅增加。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固定资产的25倍。1952-1978年,工业发展年均增长11.2%,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处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前列。
我国的科技事业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原子弹、氢弹、导弹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以及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也获得成功。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30年中,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过“左”的错误。大跃进、刮共产风、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搞人民公社化、文革十年“四人帮”的破坏,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从统计资料看,以1952年的国民收入为100,1959年为202.1,而1968年反降为200.4。因为“大跃进”后的调整期即1960-1962年和“文革”中的1967-1968年,共五年的经济增长为幅度较大的负数。如果没有这种失误,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可达8%以上,经济总量可以增加一倍。同时也可看到,由于我国生产力特别是农村生产力十分落后,再加上后来搞“左”的一套,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全国特别在农村,在改革开放前夕还存在大量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
另外,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体制使企业缺少活力,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它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生产力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完全否定它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弊端主要是对企业统得过死、企业没有自主权和自主钱,因而缺少活力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这种弊端的体制性原因就是陈云同志1979年所指出的: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与前述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是不同的问题。
需要正确看待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方面是前30年中成就与失误的关系。既不应通过突出和放大失误的消极后果否定前30年的重大成就,甚至将前30年妖魔化;也不应只强调成就而讳言失误,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失误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和经济政治的损失。另一个方面是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要看到前30年的发展为后30年的成就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独立自主高度统一的新中国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国有企业为我国的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成本。国有企业在前30年的发展中,利润率是相当高的,而利润和折旧费却全部上交,它为国家建成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事业设施,也被改革以来新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所使用。国有企业还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不同的税负也使国企负担畸重。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的绝对数大幅下降,大量国有资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私人手中,这也是国有经济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付出的成本。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与发展是以前30年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同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改革前建立和发展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评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1978年-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增加到300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14倍,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人均GDP从1978 年的381 元增加到2008 年的22698 元,近3300美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781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温饱不足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1479万人左右(按人均年收入低于286元标准计算),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人均20元左右)增加到21788.5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由208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0.8%增长到7.9%,由占世界第29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外汇储备由1.7亿美元增加到1946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已达到21000亿美元以上。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预计近年内可以超过日本,居世界第2位。财政收入由1132亿元增加到6万亿元以上。韩国在今年8月14日公布的对20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评价中,美国得分为69.15分,居第一位,中国为54.73分,居第二位。以下分别为日、德、法等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由货币追求商品变为商品追求货币,社会主义“短缺经济”论消失了。人们所追求的商品档次在不断提高,由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到电话、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再到不断更新的电脑、汽车、住房、别墅等,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经济实践和生活实际表明: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的近30年发展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成就又远远超过前30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总计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因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基数很薄弱,而60年的发展又很迅速。经过三年恢复时期的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年均增长8.1%,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加77倍。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足1%,2008年上升为8.4%。60年来,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到100元,增加到15781元;农村人均纯收入由44元增加到4761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8年与1952年相比,由8.6亿元(人均1.6元)增加到近21.8万亿元(人均16407元)。进出口贸易总额,1950年只有11亿多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超过2.5万亿美元,增长2266倍。与1949年相比,2008年我国能源产量增长108.5倍;原煤由0.32亿吨增长到近28亿吨,增长86倍以上。发电量增长805倍;公路里程增长45倍以上(达370万公里);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超过6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由1949年的2.2万公里增加到8万公里以上,增长近3倍。
从农业生产的发展看,2008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3.7倍,达到52871吨,人均产量增长91%;棉花产量增长15.9倍,达到749万吨,人均产量增长5.9倍。
从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的发展看,60年来我国的纱产量由32.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增长64.7倍;布由18.9亿米增加到710亿米,增长36.6倍。
目前,我国许多工农业产品已居世界第一位。居第一位的主要工业品中,有钢(解放初期居26位)、煤、水泥、化肥、棉布等。发电量由原居第25位上升到第2位,原油产量由原居第27位上升到第5位。已居第一位的主要农业品有: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
我国的产业结构已逐步改善。从1952年到2008年,第一产业由51%下降到11.3%;第二产业由20.8%上升到48.6%,第三产业由28.2%上升为40.1%。这既反映了产品结构的优化,也反映了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
6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还反映在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城镇居民用于吃穿的开支占全部生活费开支的比率即恩格尔系数为80%,农村居民高达90%以上,2008年分别降到37.9%和43.7%。新中国60年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由贫困到总体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迈进。
60年的发展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60年的辉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取得的;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的;是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获得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又是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中取得的。
几点认识
尽管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还很大。我国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27.2%,如按人均GDP计算差距就更为悬殊,还不到日本、欧美等国家的十分之一。应客观地看到这种差距,并团结和调动全国人民继续奋发图强,不断缩小并最后消除差距。
还应看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付出了环境和生态的重大代价,付出了能源资源过多消耗的代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亟需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30年来,既有成功的经验,这是主要的;也有值得反思的缺失。例如:出现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出现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三难问题;出现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现象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是一个难点很多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60年来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实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距离大为缩短。今后,我国经济即使年均增长8-9%,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末,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并进一步赶上发达国家,需要重视处理好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应通过科学改革,把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真正搞好搞活,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要重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重视发挥改革的双重作用,使之既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成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手段。尤其需要重视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其次,要通过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扭转前一时期“重资轻劳”的倾向。再次,应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认识。判断改革、发展和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既要坚持生产力标准,也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即道义标准。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邓小平所讲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也是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不能只重生产力标准而忽视价值标准,也不能只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只有坚持两个标准的统一,才有利于缓解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矛盾。